伊斯兰世界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原文信息
【标题】Islamic Responses to COVID-19
【作者】Alex Thurston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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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丁俊、赵倩（350普京集团新网站）
【期数】第84期
【日期】2020年4月30日
2020年4月1日，沙特当局要求“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推迟作出今年7月下旬朝觐的计划，等疫情得到控制后再作决定。沙特政府自2月下旬以来就开始为此采取相关举措，暂停向前来副朝的外籍人员发放签证，副朝活动可在一年当中任何时候进行。由此看来，今年的朝觐与副朝一并暂停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抑或将以规模极其有限的方式进行。这种情况在沙特当代史上前所未有，但在19世纪及之前曾有过因公共卫生问题而停止朝觐的先例。一些主流穆斯林学者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可暂停朝觐活动。其他国家如埃及已取消今年派遣官方朝觐团的计划。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原本人潮涌动的麦加圣地呈现一片空荡的惊人场景。
朝觐问题只是穆斯林目前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在新冠疫情、社交距离及禁足政策并存的境况下，穆斯林社区面临着迫切而痛苦的问题：是否应当暂停集体礼拜尤其是周五聚礼？在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怎样举行殡礼？何人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权威决定？如有先例，伊斯兰的传统又能提供什么经验？
关于这些问题，穆斯林内部讨论很大程度上也类似于外界讨论，即如何通过快速管控日常生活以应对疫情。最初，人们对管控必要性存有些微疑虑，但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一种广泛共识，即采取果断措施以平抑疾病传播的上升曲线。集体礼拜和朝觐活动如今已基本暂停。许多穆斯林宗教团体呼吁妥善处理公共卫生问题，包括谨慎对待感染病亡者的葬礼，例如：不再用手擦洗亡者尸体，代之于以水浇洗，或用土净（用沙子或泥土擦拭）方式代替水净。但是，针对关闭清真寺以及其他管控措施的抵抗行为也时有发生，这激化了某些穆斯林社区和当局之间既有的紧张关系。
暂停集体礼拜在穆斯林社区抗击疫情及其影响的努力中具有关键作用和象征意义。尽管穆斯林并非必须以集体礼拜形式履行每日五次拜功，但众所熟知的圣行强调聚礼的精神意义，身体健康的成年穆斯林去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被视为一项义务。暂停聚礼会打乱穆斯林精神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常态，正如一位美国穆斯林学者所说的，周五聚礼是大地上“真主的象征”之一。因而，穆斯林学者与普通民众最初对关闭清真寺很不情愿。在不同社区，穆斯林学者和/或政府有时会提出一种折衷方案，即举行人数有限的聚礼，让礼拜者自备拜毯并分开站立。然而，这些折衷方案很快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对周五聚礼的无期限暂停。3月中旬以来，一些清真寺唤礼员含泪哽咽唤礼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他们基于圣行更改了通常的唤礼词，呼唤信众“在家中礼拜！”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疫情都在以新的方式改变着伊斯兰的“感觉中枢”，其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穆斯林学者纷纷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找有关中止聚礼的先例。最常被引用的是一则允许穆斯林在雨天或寒天在家礼拜的圣训。一些学者由此类比，认为在疫情中暂停去司礼拜亦属可行。随着疫情的加剧及关于集体礼拜讨论的复杂化，其他一些学者（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在挖掘后先知时代的历史，寻找中世纪闭寺的先例。沙特阿拉伯大穆夫提本·巴兹（卒于1999年）也曾主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引导人们在家礼拜。
在有关伊斯兰如何应对疫情的讨论中，一些既有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与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凸显，新的紧张局势正在形成。导致这一情形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国家采取持续性的或不断更新的举措以加大对其国内宗教领域的控制。在疫情中，执政当局普遍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国家对宗教领域的公开干预以及/或统治者与宗教界之间的公开联合，这将使“官方伊斯兰”代表们的声名受损。
在不同地区，当政府下令关闭清真寺及其他宗教场所时，人们的不满情绪极为强烈。例如，在3月中旬，伊朗当局镇压了圣城马什哈德和库姆的抗议活动。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至少有一名伊玛目因反对周五聚礼禁令而被拘留。迄今为止，各国已能相对轻松地应对这种对政府权威的挑战，特别是当民众在暂停集体礼拜一事上基本接受了公共卫生方面的观点（结合宗教依据）的情况下。然而，针对周五聚礼禁令的暴力抗议仍偶有所见，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卡津那州。
意料中的是，在闭寺一事上，一些抨击性最强且/或怀疑色彩最重的观点来自于那些长期的异见人士，他们通常属于伊斯兰主义者之列。曾在1991-2006年阿尔及利亚内战时期被长时间拘留的伊斯兰主义者阿里·贝哈吉（Ali Belhadj）最近发布了一个反对闭寺的视频，他质问国家为何不在清真寺外安排医务人员进行检测。他和其他反对人士都认为，“问题（实际上）不在于清真寺，因为事实上市场并没有被关闭，军营也没有被关闭……”一些宗教人士表示，当穆斯林继续纷纷前往市场而非清真寺时，便是其信仰薄弱的表现；诸如贝哈吉一类的人士还表示，疫情凸显了当局对限制伊斯兰乐此不疲。
同时，有的当局不愿关闭清真寺。例如巴基斯坦，阿尔萨兰·汗（Arsalan Khan）写道：“清真寺的经济依赖于施舍，其收入与进寺人流息息相关。因此，关闭清真寺的要求可能招致选民的愤怒。巴基斯坦政府直接诉诸于伊斯兰教权威，因此政府便受制于教界人士，特别是伊斯兰学者中的权威人士。”如果说在某些国家的政教关系中，教界的可信度面临着风险；那么在另一些国家，面对不同领域相互矛盾的需求，政府的可信度则处于危险境地。截至4月3日，巴基斯坦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限制举措，一些省份实际上实施了周五聚礼的禁令，国家相关部门虽允许清真寺开放，但限制了聚礼规模。
在一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那些被囚禁的穆斯林活动家的命运也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意义。一些旅居海外的沙特人士发起了一场名为“灾难之前”的社交媒体运动，再次敦促当局释放被拘的宗教人士萨勒曼·奥达等人，他与该国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觉醒运动”联系密切。作为努力减缓病毒传播的举措之一，沙特、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最近几周都释放了数百名被拘者，但大多数备受关注的囚犯仍在拘押中。新冠疫情尚未引发执政当局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国内冲突。
到目前为止，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在应对疫情方面尚未出现重大分歧。尽管主流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比逊尼派世界更加形式化和等级森严，但不论其哪一宗教团体或教法学派，许多宗教人士都对应对疫情达成一致。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阿里·西斯塔尼发布了一项备受瞩目的“法塔瓦”（伊斯兰教法判令），宣布那些蓄意向他人传播新冠病毒的人必须向被传染者支付赔偿。阿里·西斯塔尼将这一判令纳入到遵守国家公共卫生法令及旅行者和病人遵守隔离规定的总体建议中。然而，伊拉克当局面临着前去拜谒该国宗教圣地的什叶派朝圣者的抗议。据报道，许多从叙利亚返回伊拉克的朝圣者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在一些逊尼派地区，当看到病毒起初给伊朗造成沉重打击时，人们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但当病毒传播到自己的社区后，他们的注意力便转向本地。与此同时，一些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对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仍在持续虐待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族群。
展望未来，近期的主要问题包括穆斯林将如何度过始于4月23日左右的斋月。斋月通常伴随着密集的社交活动和集体性宗教活动，但许多活动今年可能都会被禁止。在这个神圣的月份中，尤其在如何庆祝开斋节这一问题上，有关集体礼拜的争论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再度出现，因为开斋节是穆斯林的一大节日，涉及斋月结束之际的节日会礼。从长远来看，如果禁足要持续数月而非数周，那么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必将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在疫情时期，关于谁为伊斯兰发声的争论也将持续不断。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