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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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作者】Marc Lynch
【日期】April, 2020
【机构】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POMEPS），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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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包澄章（350普京集团新网站）
【期数】第87期
【日期】2020年5月1日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一个过去十年饱受动荡、失败或艰难政治过渡、国家崩溃、内战和国际冲突影响的地区。随着疫情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明显，“中东政治学项目”（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通过征稿评估应对大流行及其可能的影响，得到了学界热烈反响。《中东政治学项目研究》（POMEPS Studies）本期特辑收集了20位青年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对该地区的治理失败、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适应力一时间得到极大缓解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概述。
这些论文涉及几大主题：国家能力变化的重要性；疫情大流行应对的安全化及强化压制的可能性；战乱地区、冲突地区和难民集中区面临的严峻挑战；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围绕叙事的斗争和非军事相互依存。
国家能力。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措施可能比近代史上任何其他事件更能揭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国家能力的变化。国家能力不仅包括财富或强制能力，尽管两者都能起到作用。从在整个人群中识别受病毒感染病例，以可持续方式实行封锁，到获得病毒测试和医疗用品，再到经济冻结期间保证民族的食物获取和健康等方面，都可以观察到国家能力。正如贾斯汀·舍恩（Justin Schon）在本辑中所指出的，国家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将政策可信地传达给其公民，防止散布破坏稳定的谣言和虚假信息，也可以反映出国家能力。伊丽莎白•帕克-马扎尔（Elizabeth Parker-Magyar）则指出，约旦政府定期和明确的沟通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与伊朗（萨莉•谢里夫/Sally Sharif）和埃及（卢西亚·阿多维尼/ Lucia Ardovini）在控制信息方面的拙劣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危机前的标准进行衡量，中东北非地区国家能力最高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做出了更快、更有效和更大规模的响应。正如埃勒哈姆·法赫罗（Elham Fakhro）、克里斯汀·迪万（Kristin Diwan）、戴安娜·加列瓦（Diana Galeeva）和马修·海奇斯（Matthew Hedges）在各自论文中所指出的，海湾小国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和相对有效的专制统治，来获取医疗和食品等必需品，迅速确定疫情的暴发，根据需要运用压制的能力，强制实行严格的社会封锁。海合会国家拥有足够的储备以作出及时反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分别推出了32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但事实证明，在航空业、朝觐业和建筑业处于停摆的状态下，持续暴跌的石油价格变得更难以控制。而外籍移民劳工面临病毒传播的理想条件，国家对他们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这使得该群体成为国家能力的一个重大漏洞。海湾小国作为全球航空运输枢纽的角色，也使它们容易成为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的传播媒介。
其他国家即便缺乏海湾国家的财政资源，也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应对能力。伊丽莎白•帕克-马扎尔（Elizabeth Parker-Magyar）、艾莉森·哈特奈特（Allison Hartnett）、伊兹丁·那图尔（Ezzeldeen Al-Natour）和莱斯·阿吉罗尼（Laith Al-Ajlouni）的文章表明，约旦依靠紧急状态法和严格执法，迅速成为“封城”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亚斯米纳·阿布祖胡尔（Yasmina Abouzzohour）和亚思敏·扎赫卢勒（Yasmine Zarhloule）认为，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是如此。从不以国家能力高而闻名的黎巴嫩，经历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最脆弱的时刻。卡尔拉·阿卜杜-卡茨皮斯（Carla Abdo-Katsipis）观察到，黎巴嫩在应对疫情大流行的同时，不得不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和政治瘫痪，这使得该国实际上无力采取适当的医疗或强制性应对措施。苏丹正处于危险的政治过渡时期，甚至缺乏应对疫情蔓延的基本能力。
能力较低、人口较多的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为在国家能力的关键领域存在缺陷，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国家应对疫情的效果较差。卢西亚·阿多维尼（Lucia Ardovini）指出，埃及军方领导的应对行动缓慢且不够充分，其重点更多地放在控制信息和维持公共领域治安上，而非应对疫情大流行上。亚斯米纳·阿布祖胡尔（Yasmina Abouzzohour）认为，阿尔及利亚等相对较大、但国家能力较低的国家也可能出现或预计出现类似的发展轨迹，尤其是油价突然暴跌会削减国家资源。伊朗也属于这类国家。萨莉·谢里夫（Sally Sharif）认为，病毒在伊朗快速、无节制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权对信息流的严格控制。伊朗政权试图将民众对疫情大流行的了解程度降至最低，以便进行具有政治意义的选举，并减少民众对任何潜在威胁政权的问题的了解。尽管平时伊朗可能拥有财政资源和国家能力来作出更有效的应对，但美国退出伊核问题协议后实施的制裁削弱了伊朗经济，同时也削弱了该国从国外进口医疗和人道主义物资的能力。
最后，中东北非地区支离破碎的国家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难以表现出任何能力。正如杰西·马克斯（Jesse Marks）和埃里奥诺拉·阿德马格尼（Eleonora Ardemagni）在各自文章中所指出的，一旦病毒进入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加沙地带，这些国家/地区几乎没有能力应对快速传播且极具破坏性的病毒传染。在地区许多国家，诸如伊拉克的“人民动员组织”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加紧填补弱势国家留下的空白。部分地区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难民群体免受病毒感染，更缺乏治疗受感染者的能力。
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扩散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无法在边界内得到控制。难民集中地本身就处于危险之中，同时难民群体还会成为更广泛的病毒传播的载体。在中东北非地区，许多人看到伊朗遭受世界上最严重疫情危机的沉重打击时可能会暗自高兴，但他们也明白，疫情大流行不可能只被控制在伊朗境内。对此感受最深的是伊拉克，该国的边界漏洞百出，各个社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加之普遍的治理失败和油价下跌，国家不太可能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因此，正如艾勒哈姆·法赫罗（Elham Fakhro）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仍决心对已经陷入困境的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甚至“补上一刀”，但阿联酋等伊朗的地区竞争对手却向伊朗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安全化和进一步压制的潜力。本辑中的许多文章对专制政权将利用针对疫情大流行的权力来压制政治反对派表达了充分担忧。应对疫情的措施使国家加强社会控制合法化，加强社会控制对减缓病毒传播是必要的，但其中也包含了未来实施压制的和方式。尤其对中东北非高度重视安全的政权而言，紧急状态法一旦实施便不太可能撤销。清理街道的能力、追踪公民动向的技术、实施封锁的法律机构，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政治对手和病毒同样适用。
各国政权将利用疫情制止一度活跃的地区抗议浪潮，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抗议运动尽管之前表现出极大的抵抗力，在政府的极力压制下仍活跃于街头。然而，具有同样规模和重点的抗议运动或许很难在封城措施结束后再次发起。宵禁和封锁意味着对街道的清理，意味着结束此前被积极动员的社会中的抗议活动。一旦这些专制政权重新获得对街道的控制权，它们将努力维持这种控制状态。即便是小规模的议活动也可能遭遇严厉压制，如同埃及逮捕阿莱·阿卜杜·法塔赫（Alaa Abdelfattah）亲戚的例子，这些人曾抗议政府忽视作为病毒易感群体的政治犯。无法重返街头也将削弱活动家的力量，这些活动人士曾发起运动试图阻止苏丹和突尼斯等国倒退到专制时代。
正如马修·海奇斯（Matthew Hedges）和亚当•霍夫曼（Adam Hoffmann）所指出的，一些国家能力较高的国家，停工的实施涉及新的监控技术，危机过后这些技术可能还会留在警察和安全部队的工具箱里。埃胡德·埃兰（Ehud Eiran）指出，以色列使用智能移动设备跟踪技术来识别潜在受感染民众之间的密切接触，这项技术可以很容易扩展到对潜在政治异见人士的监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也将出现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能力较高的国家中，因为这一概念已在封锁措施实施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将应对疫情视为战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事实证明，如此多的中东北非国家都通过这种安全棱镜来应对疫情大流行。亚当·霍夫曼（Adam Hoffman）指出，安全化存在一种逻辑，通过这种逻辑，对安全修辞取向的运用证明一系列的国家和社会应对具有正当性。霍夫曼、埃胡德·埃兰（Ehud Eiran）和布伦特·萨斯利（Brent Sasley）都在文章中展示了以色列如何通过使用安全术语描述疫情来重塑其政治领域，这很可能会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看似“政治生涯到头”后得以继续留任。卢西亚·阿多维尼（Lucia Ardovini）和亚思敏·扎赫卢勒（Yasmine Zarhloule）分别考察了埃及和摩洛哥类似的安全修辞手法。卡尔拉·阿卜杜-卡茨皮斯（Carla Abdo-Katsipis）的研究指出，黎巴嫩的政治精英同样从抗议者数月的挑战中再次崛起，以重新确立传统的游戏规则。
长期的政治影响可能对政权存续不那么友好。然而，人们可以想象，当前疫情大流行使国家处于谷底时，持不同政见者可能会经历倒U型的反转。虽然应对疫情的措施将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但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会加剧许多政治动荡的驱动因素。甚至很难开始计算此刻这种全球停摆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很难看到中东北非地区任何一个社会在经历这场疫情后，会对治理或经济生活的质量更加满意，或不再疏远政治制度。疫情更可能使已经面临极度动荡、贫困和政治疏远的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同时限制各国政府动员资源以消解社会不满情绪的能力。因此，尽管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可能意味着短期内政治抗议活动的动员程度降低，但积压的不满情绪和对政权应对挑战失败的不可避免的看法，可能会为下一轮地区抗议活动埋下隐患。
软实力和国际竞争。最后，疫情大流行使得机遇与挑战并存，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戴安娜·加列耶娃（Diana Galeeva）和埃勒哈姆·法赫罗（Elham Fakhro）分别指出，阿联酋和其他富裕的海湾国家都试图利用疫情大流行来展示软实力，赢得“叙事战争”，或通过有选择地提供救济来塑造结果。正如盖伊·伯顿（Guy Burton）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定义一种有利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为自己最初的缺陷推卸责任，另一方面积极塑造替代性叙事，并试图通过引人注目的援助来赢得支持。而美国在抗击疫情方面表现不再可圈可点，特朗普政府在应对国内疫情的混乱政策更多引发的是嘲笑，而非赞誉。这可能会对美国主导的残存的中东北非地区秩序产生持久的影响。
疫情大流行也对战事正酣的战争产生了复杂影响。露丝·哈瑙·桑蒂尼（Ruth Hanau Santini）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在应对疫情大流行期间呼吁全球停火，但在中东地区收到的反响不一。沙特阿拉伯确实宣布了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表面上是为应对疫情扩散的风险，实际上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更全面的和平解决方案。叙利亚北部脆弱的停火至今仍在持续，国际机构正努力寻找方法保护难民营免遭迫在眉睫的灾难之苦。而在利比亚，双方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升级。
国家能力、安全化、变相压制和软实力竞争，只是贯穿这些内容丰富的论文的少数几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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