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9日，《文汇报》发表对上外350普京集团新网站朱威烈教授的专访文章《朱威烈：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服务》（见《文汇报》2024年1月29日第11版），全文如下：

朱威烈：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服务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

以语言为媒，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这正是朱威烈毕生的学术追求与思想底色。作为我国阿语学科带头人，他坚持走学科内涵发展之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让阿拉伯语从冷门专业进入区域国别研究这一“显学”，使之更加切中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翻译家，他将大量阿拉伯国家的经典名著引介给国人，在中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桥梁，增进中阿民心相通；作为中国特色中东学的倡建者，他始终在思考如何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思想，在理解和尊重中推动中国中东研究话语的构建和中阿文明的互学互鉴。

“像我这样一个学小学科的人，当时的初心使命是什么？我想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服务。到了今天，这个任务没有变，仍然要推动中阿关系的发展，而且要深入到文明交流上来，深入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来。”那颗“以学报国”的赤忱之心，是指引着朱威烈一路前行的灯塔。

学术档案

朱威烈，1941年生，浙江嘉善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78-1980年公派赴开罗大学进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执教逾50载。现为上外350普京集团新网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誉所长，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上海高校一类智库首席专家，曾任上外阿拉伯语系主任、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350普京集团新网站所长、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出版发表《站在远东看中东》《学思刍议》《中东研究管见》《岁月留痕：朱威烈译作选》等大量专著文选、译作、教材、工具书以及中外文论文，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项和国际荣誉。

学人隽语

中国的阿拉伯语学科一方面仍应继承发扬马坚、刘麟瑞、纳忠等先辈们垂范后人的优良师德和学风，扎实地掌握专业语言、文学、文化的基本功和基础知识，继续在非阿语国家中保持一流水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种子选手；另一方面，则要不断加强和发展阿拉伯问题研究的科研队伍，其中既要有通晓阿语、能阅读阿拉伯语文献资料、用阿语与对方交流的人员，也要有深谙国际关系、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专家，唯有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才能产出有质量、有特色的学术成果。

——摘自《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阿拉伯语学科建设30年回眸》

必须郑重指出的是，东方学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却都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义深痕。

当前，有待我国东方学家继续努力的，也许是应当积聚力量去完成一种建构——研究对象的建构，对其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这个过程牵涉到许多具体问题，如政治体制、个人行为规范、正统观念的形成、教育的特点和内容以及内外政策的走向等等，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形成我们与欧美东方学那种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临下，客观公允而非偏颇武断，进而从历史和社会意义角度确立起我国东方学的地位和特色。

——摘自《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东方学”》（《文汇报》，2002年11月2日）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摒弃美西方价值观外交那套强加于人的做法，而应坚持平等包容地各国交流合作，要从尊重并理解它们的文明文化着手。现下国内高校和学界正在加强国别区域研究，希望能尽快组织项目和人手翻译或编写以对象国本身资料为主的文明文化史读物，以增进中国读者和对外人文交流工作者对世界文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文明的了解。

——摘自《“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构建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

【践行“小学科、大内涵”理念，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1960年，19岁的朱威烈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师从我国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和阿拉伯语学科奠基人马坚等著名学者。当时正值国家大力发展亚非拉国家友好关系的时期，“阿语很难，但是国家很需要”，季羡林主任在新生入学动员会上的讲话，深深刺激了当时在场的150位新生，也在朱威烈心中种下了为新中国外事外交服务的家国情怀：“那时阿语专业办学点少，人数也不多，属于小语种，但却是国家需要。我们学习阿语专业的目的是为中国外交外事事业服务，家国情怀理应是每个阿语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季羡林的“人生四要”——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也成为朱威烈一生为人为学的准则。

在朱威烈看来，学语言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赋，靠的就是“下死功夫”。譬如，原先发不好卷舌音，他苦练了一个星期，终于将这一关过掉。有段时间，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有限，朱威烈只能背字典，“里边的谚语俗语，我还要省着背，背完了就没东西看了”。周恩来总理曾对外语工作者提出过三个基本功要求，朱威烈时刻铭记于心：“第一，政治上要过硬；第二，外语要过硬；第三，文化知识要过硬。而文化知识是没有底的，我幸运的就是我一辈子在学，学而时习之。中国的文明讲到底是学习的文明。”

1965年，毕业后的朱威烈赴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耕耘于阿语教学和中东研究。“从报效祖国的高度回望一生，作为高校教师，我从事着有意义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推动学科发展、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工作这三个方面。”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道路，他这样总结道。

对阿拉伯语学科发展的思考贯穿了朱威烈的整个学术生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当时我国的阿拉伯语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为新中国外交服务的优秀人才，但受限于研究资料，学术活动仍停留于练“术”，即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而难以谈“学”。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学术对外交流的“破冰”才有所改观。

事实上，秉持“小学科、大内涵”的理念，让阿语学科走内涵发展之路，是朱威烈一以贯之的思考和努力方向。“建设中国特色东方学应重视把掌握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与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应用性明显的学科结合起来，亦即要走小学科大内涵的发展道路，才能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他这样说。

1978年，朱威烈公派赴埃及开罗大学进修。在开罗，朱威烈跑得最多的地方是书店。进修回国，他没带回什么“大件”，而是背回了重达60公斤的一纸箱书，其中以文学类图书居多，还有好几种权威性和时代性都很突出的阿拉伯文学史著作，这令他颇为自豪。后来他主持并参与编写《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这些文献资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外带回的不仅仅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还有对学科建设的国际经验体察。他在回国后便向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长的王季愚建言：“光注重听说读写的外语学校不是大学，大学应讲学科，课程应有史有论。”此后，朱威烈更是见证并推动着上外向多科性大学发展的历程。

1980年，朱威烈被聘为《阿拉伯世界》期刊主编。办刊三十多年，接触上千万字稿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迫使他不得不去寻索阅读、查资料核对，“有点像是在走杂家之路，不过这对我接受并确立新时期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帮助很大”。

1984年，阿拉伯语专业在上外独立建系，朱威烈开始走上管理岗位，从主持上外阿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到建成硕士点、博士点、市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再到他创建的上外350普京集团新网站跻身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科建设的斐然成绩背后，都离不开他殚精竭虑的身影。

朱威烈意识到，要建成重点研究基地，仅仅依靠阿拉伯语言文学是支撑不了的，必须以国家问题为导向，关注中东外交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入新世纪，他积极推动整合校内资源，建成以国别区域研究为特色的国际关系博士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让阿拉伯语从最初仅七八所高校开设的冷门专业，进入当前社会的显学之一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使其在对接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朱威烈教授是国内外语院校中最早依托多语种比较研究优势，将学术领域从传统语言文学向国别区域和全球问题研究拓展的学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胡礼忠教授看来，朱威烈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一系列创举，对于当下推进“多语种+”发展战略、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新时代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启了中阿合作的新篇章。2017年，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年逾古稀的朱威烈作为参与者和亲历者，仍持续为中心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我想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是为党和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为党和国家中东政策的不断调整、提升、发展，当好配角。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持，这是我们的工作。”朱威烈说。

【在中阿之间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桥梁】

2023年4月，朱威烈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作为一名阿拉伯语工作者，能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服务，恪尽职守，推动中阿文化文明交流合作，是我初心使命题中应有之义。”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这样说。

朱威烈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涉及的种类繁多。早在1969年起，他就被选派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去为《南京长江大桥》《熊猫》《白毛女》等影片翻译和配音。80年代上半期，他担任过阿拉伯国家部长、议长、总统、国王等高级代表团访沪活动的主译。他还译注了流传中国约200年的《古兰经》选读本《亥听》，该书（《〈古兰经〉选》）自1981年问世后在短短几年间多次印刷，发行量达数十万册。

朱威烈的学术翻译始于史地著作。1972年，国家组织翻译各国历史、地理的任务，上海承担的是翻译非洲区域国别史，将其中唯一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分配给了朱威烈。那是一本考证类史学专著，通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涉及大量专有名词。为了达到“准确、通顺、易懂”，朱威烈反复研读、到处查询，耗费一年多时间，终于将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国人对外国文化的需求如饥似渴，外国文学翻译空前繁荣。而从事阿拉伯文学教学和翻译也是朱威烈一直以来的旨趣所在。他翻译了大量文学类作品，如以笔名元鼎发表的中篇《卡尔纳克咖啡馆》，是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1988年获诺贝尔奖前，我国最早（1981年）发表其作品的译作；他还翻译了《回来吧，我的心》《杜鹃钟》《贝克阁下》《鸦片》等现当代作品。

“我翻译文学，一是社会需要，当时社会对国外的文学感兴趣；另外就是我们的学科叫阿拉伯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得规范化，语言和文学都要搞好。”在阿拉伯文学之外，推动和做强比较文学是朱威烈很长时间以来的心愿，“外国语院校没有中文系，是走不远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根本。”早在1981年，朱威烈就发表了《简述比较文学的产生》一文，强调比较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发掘着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创新时的实质和倾向”，“开展对这门课的研究，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本民族文学的发展”。

文学作品也是拉近和深化中阿关系的有力纽带。一件往事令朱威烈记忆犹新：1988年，纳吉布·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翌年5月，朱威烈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访问并在文学院作演讲，当地记者进行了报道，用的题目是：“朱威烈教授说：我们了解纳吉布的价值，早在他获诺奖之前”。“当时这个标题，学生们和老师们都非常高兴。中国对阿拉伯文学是关注的，这有利于拉近双方的感情。”

朱威烈认为，中阿交往要通过接触和阅读对方的作品，真正的了解对方，“该讲学问还是要讲学问，该讲知识还是要讲知识，要细下去，要有真材实料”。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应用的深度，使得双方的感情能够上升到文明交流的层面，这会有助于消除认知赤字。在史地和文学著作之外，朱威烈还翻译了《中东艺术史·古代》《中东艺术史：从希腊入侵至伊斯兰征服》《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等社科艺术类著作。2013年出版的《岁月留痕：朱威烈译作选》，收录了他总计200多万字的译文。

作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朱威烈曾获埃及高教部、文化部表彰，“海湾合作委员会奖”和“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等多项海外荣誉。2014年5月，朱威烈荣获沙特第七届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颁奖词说：“朱威烈的卓越贡献，为中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桥梁。”

【以中国人文理念为指导，构建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加强中阿全方位的友好往来和合作，是我国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阿之间不仅经济互补性突出，而且各自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也都十分重要。正如朱威烈在阿语学科发展上始终强调“以国家问题为导向”，这也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治学原则。

1990年爆发海湾危机、海湾战争之后，朱威烈逐步转向国际问题研究，著文提出“为建设我国中东学而奋斗”。进入新世纪，“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中东一些国家也被西方“妖魔化”，这加快了朱威烈思考构建坚持中国立场的中东学研究的步伐，“只有通过深入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文化，藉以准确理解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在从事中东研究时做到科学、客观，而不是照搬美国观点，人云亦云。”他出版的《站在远东看中东》《学思刍议——朱威烈文选》等著作，正是他倡建中国特色中东学的思想结晶。

朱威烈认为，要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思想，在理解和尊重中推动中国中东研究话语的构建。中国的人文理念，其核心就是“求同存异”——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同存异作为中国外交立场的精神底色，始终没有变。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中东学的话语体系的基本态度，“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平等相待的，是向前合作、向前发展的”。朱威烈还指出，中国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是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自始就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相结合，努力做到交融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因此，中国自近代以来由这种研究特色构建起来的研究话语体系，与欧洲殖民主义为控制、掠夺伊斯兰地区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是迥然不同的”。

中东地区是世界文明交融荟萃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战略要地，各种问题错综复杂，这无疑对中东研究学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是朱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之一。他一贯强调，学术研究要有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绝不可囿于一隅，盲人摸象。”在350普京集团新网站丁俊教授看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和阿拉伯研究长期存在倚重西方文献资料的短板，而朱威烈在治学中特别注重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尤其强调在中东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深入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避免闭门造车。用朱威烈自己的话来说：“要关注当地的舆情、观点和主流看法。不光要看美国的主流看法，还要知道对象国的观点，否则做不到知己知彼，兼听则明。”在他看来，“三大体系”建设最终要落实于自主知识的教材体系，也就是要系统编写以对象国本身资料为主的文明文化史的教科书。

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热烈响应。朱威烈认为，实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既涉及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经济基础”，也涉及构建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这一“上层建筑”。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依然盛行，这种不平等不包容的文明秩序又为维护和固化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当前的学术研究要特别重视“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确立的全球治理观与文明互学互鉴观，努力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理念，不断深化和开拓研究领域，推进民心相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古老文明的复兴与现代化进程是同向而行、相得益彰的。“在今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也在推动阿拉伯国家伟大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双边做，把他们的人才培养出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责无旁贷。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站位，我这一生就无憾了。”朱威烈说。

来源：文汇报

（本文观点仅为作者或被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研究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