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0日，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东方早报》发表评论文章《夹缝中的哈马斯》，全文如下：
来源：东方早报
夹缝中的哈马斯
“通过回顾以色列、哈马斯、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复杂关系来看，巴以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之所以久拖不决，既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和西方的偏袒密切相关，也与巴内部的复杂矛盾密切相关，而处在各方矛盾的夹缝中的哈马斯的处境最为艰难。”
近几天来，在叙利亚反对派完成重整引发人们对叙利亚危机各种猜测的同时，中东的传统热点问题再度升温，一方面，在阿拉法特逝世八周年纪念日（11月11日），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明确表示巴将继续推进“入联”大业；另一方面是以色列炮击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造成数十人死亡，使中东变局以来相对沉寂的巴以冲突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
巴以冲突之所以再起事端，直接背景是巴以双方都试图向取得连任胜利的美国总统传递强硬信号，但更深层的根源之一则在于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既与以色列强烈对抗，又与巴解组织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存在领导权之争。如果冲突继续扩大，哈马斯无疑面临着2008年底以色列对加沙实施“铸铅行动”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
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前身是1945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分支机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巴穆斯林兄弟会影响力日渐扩大。由于巴解组织掌握了巴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导权，巴兄弟会组织开始与作为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的巴解组织划清界限，并主要以建立宗教学校、慈善团体、社会俱乐部等方式积蓄力量。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全部被以色列侵占，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被全面禁止。1973年，艾哈迈德·亚辛在加沙以非营利和宗教的名义获以色列占领当局批准建立了“伊斯兰中心”（中文音译为“穆加玛”，也译作伊斯兰协会、伊斯兰联合会、伊斯兰团体等），以加沙为基地开办各类学校、清真寺、慈善组织、医院、图书馆、体育和社会俱乐部等，并逐步向政治领域进行拓展，奠定了日后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巴勒斯坦崛起的社会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伊斯兰势力日趋活跃，穆斯林民众宗教情绪高涨，各种宗教活动增加，并出现了“伊斯兰圣战”、“伊斯兰解放党”等一批大大小小的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1987年12月，加沙发生以色列卡车与载有巴勒斯坦工人的车辆相撞事件，造成多名巴勒斯坦工人死亡，由此引发巴勒斯坦大起义。并为哈马斯的成立提供了重要契机。1988年8月，哈马斯组织正式成立并发表《哈马斯宪章》，其思想纲领中包括：哈马斯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来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并要求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对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给予支持。
哈马斯运动从1987年的巴勒斯坦地区反以起义后，开始走上了武装反以活动的道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巴以和谈的启动，哈马斯因从事暴力活动，反对巴以和谈进一步被巴解组织边缘化。1994年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城市实现自治，法塔赫成为执政党，自治政府行政职务主要由法塔赫成员担任。当时，阿拉法特曾为哈马斯及其他反对派留有权力席位，但哈马斯拒绝进入自治政府。
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残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发生后，哈马斯向以色列全面宣战，把打击目标扩大到所有以色列人，不区分军人还是平民。此后，来自巴以双方的暴力事件把中东和平进程拖入了死胡同，特别是哈马斯策划实施的自杀性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巴以和平协议的顺利实施，同时也导致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在此背景下，法塔赫安全部队对哈马斯实施了严厉打击，许多活跃分子被关进巴勒斯坦的监狱，哈马斯领导人亚辛也因此被软禁。
2000年9月28日，当时的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据统计，仅2000～2003年，由哈马斯等巴激进组织策划制造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多达100多起，数百名以色列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与此同时，以方也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2004年3月22日和4月17日，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相继在加沙地带被以军“定点清除”；2004年11月11日，巴解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哈马斯和巴解组织均遭遇严重挫折。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期间，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已走向对抗状态。在美国、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阿拉法特于2001年10月宣布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为非法组织，并关闭了哈马斯的所有办事机构。阿拉法特还曾命令法塔赫安全部队两次软禁亚辛，并抓捕哈马斯人员。但是，考虑到哈马斯的巨大民意基础， 阿拉法特一直没有坚决使用武力镇压哈马斯。事实表明，阿拉法特已经无法控制哈马斯，法塔赫影响力正在减弱，而哈马斯的民意基础却不断扩大。
在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和哈马斯领袖亚辛离世后，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2005年1月，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并允诺哈马斯公开参加新一届立法委员会选举。在此背景下，哈马斯决定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巴政治进程，谋求现实的政治存在和利益。2006年1月26日，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得132个席位中的74席，远远超过其他党派（法塔赫获得45席），引发巴勒斯坦政坛地震。2006年，以色列因失踪士兵事件对巴自治区和哈马斯政权大打出手，先后发动了“夏雨”、“秋云”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并逮捕了大批巴勒斯坦官员，加沙地带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从2006年5月到2007年2月，法塔赫与哈马斯围绕组建联合政府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沙特国王的调解下，终于达成“麦加协议”。2007年3月，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
2007年6月14日，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哈马斯拒绝承认阿巴斯的主席令，坚持其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武力冲突此起彼伏。巴勒斯坦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不仅导致巴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而且导致巴以冲突再度加剧，巴以和谈陷入困境。
2008年6月，在埃及的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协议要求哈马斯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严密封锁。但事实上双方均没有严格遵守协议。“铸铅行动”以来，在埃及的协调下，法塔赫与哈马斯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均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仍然是巴勒斯坦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因此，通过回顾以色列、哈马斯、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复杂关系来看，巴以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之所以久拖不决，既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和西方的偏袒密切相关，也与巴内部的复杂矛盾密切相关，而处在各方矛盾的夹缝中的哈马斯的处境最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