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2日，中东所钮松副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巴以冲突的“旧伤”与“新病”》，全文如下：

巴以冲突的“旧伤”与“新病”

【核心提示】如果说以色列合法性这一巴以冲突的“旧伤”尚未痊愈，那么巴勒斯坦于近日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则将会为巴以冲突添“新病”。

在加沙战火平息近4年之后，巴以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最终又以双方的暂时妥协而告终。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巴以冲突旷日持久，已成为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中东乃至国际安全困境问题。60余年的巴以冲突表现形式多样，孰对孰错、是非曲直让人眼花缭乱，但贯穿其中的根本性矛盾从未改变。如果说以色列合法性这一巴以冲突的“旧伤”尚未痊愈，那么巴勒斯坦于近日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则将会为巴以冲突添“新病”。

以色列合法性危机仍为冲突症结

巴以冲突症结之一在于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质疑。这其中的合法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法学角度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成文国际法规；二是自然法则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人性对善的追求；三是宗教合法性，即是否符合宗教教义的要求。基于对三种合法性的各自追求，巴以双方、国际社会、各解放组织及宗教派别在面对层出不穷的巴以冲突时，往往产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以色列方面强调其建国的充足理由：以色列政府认为，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赋予以色列独立建国的权利，从法律角度说明了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从两千年前便生活在巴勒斯坦，其民族有回归迦南故土的权利。但巴勒斯坦认为其反对以色列建国也有着充足的理由：巴勒斯坦各解放组织派别，尤其是从武装派别向政治派别转型之前的法塔赫认为，当年的分治决议是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该项国际法案实际上不符合自然法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此巴勒斯坦方面拒绝与以色列一道建国；哈马斯则在法塔赫转型之后继续坚持认为以色列是伊斯兰的“死敌”，并以消灭以色列为主要目标。

总结上述观点，不难看出，巴以双方在以色列国家合法性问题上在以下方面处于针锋相对的态势：西方主导的国际法乃至国际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巴勒斯坦土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民族归属权问题；巴勒斯坦是上帝选民的应许之地还是伊斯兰的和平之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宗教在中东国家政治和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宗教属性。

此外，美国的态度及中东他国的局势变动对巴以冲突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对于以色列的偏袒更是招致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忌恨。进入21世纪，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制造的“9·11”恐怖袭击和小布什对所谓“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还击的阴影下，巴以冲突持续升级。自2010年底至今的阿拉伯世界剧变浪潮之中，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邻国的政治变局让以色列不免对自身的未来充满忧虑，而巴以问题进一步被中东民主化进程边缘化也使得以色列右翼和哈马斯都希望通过一场剧烈的军事冲突向全世界重申巴以问题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并同时在各自内政格局中谋求主导地位。

巴勒斯坦“入联两部曲”激化其内外矛盾

虽然在中东，以色列长期以来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业已独立建国60余年的事实。换言之，仅因以色列合法性之争的“旧伤”并不足以引发近期的大规模冲突，而巴勒斯坦“入联”的强劲势头也是激化近期争端的“导火线”之一。如果说巴勒斯坦10月31日顺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其迈向独立建国的重要一步，那么巴勒斯坦11月29日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则是其迈向独立建国的关键一步。联合国成员国身份是巴勒斯坦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这将使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但巴勒斯坦政府的这一夙愿不仅遭到以色列的坚决反对，而且连巴勒斯坦内部的哈马斯也对其“入联”表示不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今年实施的“入联两部曲”触及了以色列的底线，使其倍感惶恐。1948年，以色列依照分治决议建国时，确实希望与一个同样按照分治协议所建立的巴勒斯坦比邻而居，但为争夺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发起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彻底粉碎了以色列人的幻想。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启动奥斯陆协议算是推进双方和平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奥斯陆协议的核心思想是“土地换和平”，即以色列允许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下进行自治，法塔赫放弃武力消灭以色列并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但巴以双方在犹太人定居点、隔离墙、海关管制、难民回归等问题上的矛盾间或爆发，再加上哈马斯取代法塔赫走上了暴力反对以色列的道路，因此奥斯陆和平进程近20年来事实上处于一种“既无和平、亦无进程”的停滞状态。在以上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之前，以色列希望在一定时期内继续维持巴勒斯坦的自治状态，并抑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对其政权造成威胁。但巴勒斯坦成功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意味着联合国方面间接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未来，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进程必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援，这也为巴以冲突的未来局势营造更多的不确定性。

自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巴勒斯坦内部便分裂为支持与以色列共存并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独立建国和以消灭以色列为己任、夺回被占土地而独立建国的双重思潮。前者以法塔赫为代表，后者以哈马斯为代表。显而易见，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建国思想相去甚远，因此，哈马斯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多年的“入联”行动。虽然哈马斯今年号称支持巴勒斯坦“入联”，但前提仍是不应“牺牲或损害每一寸巴勒斯坦土地”。哈马斯不希望一个只有半壁江山的巴勒斯坦出现，要么不建国，要么消灭以色列夺回全部“被占领土”再建国。

在阻挠法塔赫通往建国道路的“入联”问题上，哈马斯与以色列形成了“默契”，这种“默契”借由点燃冲突的战火表现出来。在巴勒斯坦已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且即将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的这段时间内，哈马斯选择通过袭击以色列，把国际社会的视线从巴勒斯坦“入联”转移到巴以冲突上来，既能间接破坏法塔赫的建国计划，又能高举“反以”大旗；而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还击，除了秉持消灭哈马斯有生力量的一贯政策外，其矛头实指法塔赫的独立建国计划。虽然双方挑起的武力冲突并未能阻挠巴勒斯坦“入联”的脚步，但双方皆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分析以色列与哈马斯互不信任却又相互利用的复杂关系是思考巴以当前及未来冲突的一条主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