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1日，中东所钮松副研究员在《东方早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在中东可以做什么》（见《东方早报》2013年5月21日第A17版），全文如下：

中国在中东可以做什么

巴以领导人近日相继访问中国，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既有对巴以关系长远和现实背景的考量，也有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中东政策走向的揣测。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国一改往常对巴以问题相对超然的态度，试图通过触碰最为核心的巴以问题，从而为更加积极介入中东问题铺路，这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积极勾画符合自身特点的大国外交战略以及不断凸现的对自身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1993年的巴以《奥斯陆协议》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其核心内容是巴以相互承认，以色列以退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区来换取巴勒斯坦方面承诺的和平，即所谓的“土地换和平”；与此同时，作为该协议附件的1994年巴以《巴黎议定书》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勾勒了一体化的制度性框架。由于奥斯陆进程是以色列拉宾工党政府和巴解组织之间通过挪威所秘密达成，虽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确实未有公开的民意咨询，因而遭到巴以内部一些派别的暴力反对，犹太右翼势力暗杀了拉宾，而哈马斯则通过继续高举暴力反以大旗试图与巴解组织分庭抗礼，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2000年以色列右翼的利库德政府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事件导致了巴勒斯坦第二次“因提法达”（起义）的爆发，中东和平进程事实上自此陷入长达10多年的困顿，处于一种既无和平亦无进程的停滞状态。虽然此后西方大国提出过许多方案，但巴以关系一直都无根本突破。

“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词汇变成了“反恐”与“民主化”。西方大国虽与美国在中东战略上存在矛盾，但整体上仍然配合了美国的战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中东的精力被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局势牵制，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更进一步使巴以问题被边缘化。总而言之，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对于哈马斯的未来走向皆充满忧虑，双方均期待非西方大国对巴以问题的关注与介入。

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极少介入政治事务，一方面与中国自身相对超脱的战略定位有关，另一方面与西方大国的排斥有关，如巴以问题便只涵盖了由联合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组成的“有关四方”。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近年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并以中东为突破口，开始促进中国模式和中国规范的国际化。

首先，利用索马里海盗问题，谨慎实践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的合法干涉。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越境打击”索马里海盗是得到联合国和索马里政府授权的合法军事行动，仍然体现了领土主权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底线，但对此进行了深化和具体战术的改变，其目的是在动荡地区减少和消除安全隐患以维护中国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以及中国和越境对象国的共同繁荣，这符合中国新外交中“和谐世界”的理念。其次，利用叙利亚危机，更加旗帜鲜明地利用现行国际机制捍卫“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时期，通过叙利亚问题强调《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原则，表达中国的人权观与主权观，反对西方政治和文明霸权主义。尽管中国的否决票一时间造成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声音，但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也让许多阿拉伯国家逐渐理解了中国的做法。

不仅如此，中国希望进一步调整其中东政策，而长期被西方冷落但热点频生的巴以问题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与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当前忧虑不谋而合。中国与巴以双方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所展现出的坚持己见的中立态度和公正立场容易得到巴以双方的充分信任。巴以领导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访华，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以色列方面此次访华的是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巴勒斯坦方面却是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暨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而非不受哈马斯承认的紧急政府总理法耶兹，这反映了巴解方面希望获得最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也说明巴解意识到，巴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哈马斯的参与。中国要在此问题上发挥有别于西方的作用，必须重新定位与中东激进组织的关系，如中国与埃及穆兄会关系调整便是信号；中国还需明确，巴以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中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此次巴以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具体诉求就不尽相同。中国未来的巴以政策走向，是继续奥斯陆进程，还是提出新的方案，仍需拭目以待。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