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7日，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东方早报》发表评论文章《中国应提升对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见《东方早报》2013年8月27日第A12版），全文如下：

中国应提升对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

叙利亚“化武”传闻愈演愈烈，美国等西方国家已提及动武选项，中方昨日也表示，支持联合国尽快查明真相，但同时强调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

伴随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关系的日趋加深，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影响的相对增强，中美在中东问题上既面临战略合作空间扩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战略紧张和战略竞争加深的挑战。进入2011年以来，面对中东政治变革导致的地区动荡，中美双方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也进一步显现。因此，对中美关系中的中东因素进行战略管理，显然应成为中美双方高度重视的战略议题。

当前，中东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领域。

（1）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维护中东地区尤其是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需要。在美国中东战略相对收缩、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和地区阿拉伯国家都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面临的机遇，但也是挑战。中美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面临的问题是，美国期待中国加大对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援助，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参与西方和国际组织的重建项目。但从中国方面说，中国既无力提供它们期待的大规模援助，也没有参与西方关于阿拉伯国家重建项目的意愿。从深层次的角度说，在阿拉伯国家转型问题上，中国倡导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和选择发展道路，而美国的目标是推动转型阿拉伯国家走西式民主道路。

（2）能源安全。在整个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维护能源安全尤其是维护海湾产油国的政治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在能源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中美在能源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认知分歧也不容忽视，当前突出表现为双方围绕“搭便车论”的争论，美国强调中国从中东获取的能源供应主要得益于美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在阿拉伯国家转型、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对美国予以配合。而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则认为并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并强调美国和西方多次发动地区战争是推高能源价格的重要因素，并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3）反恐问题。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借中东动荡强劲反弹，加强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目前反恐在中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则呈现出相反的走势。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呈明显下降的态势，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较之布什政府已发生重大变化，放弃了反恐战争和政权更迭等战争手段，转而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手段，尤其是把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作为主要手段。相对而言，从近期国内情况看，中国面临的反恐压力呈上升的态势。因此，反恐在中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美反恐合作，相反，美国甚至有可能加大利用反恐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力度。

（4）中东热点问题。当前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战略投入相对下降，要求欧洲盟国和中东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借力打力”的灵活手段。在此背景下，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相对加大，进而为中美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对话与磋商提供了空间。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取向凸显了一贯的干涉主义外交传统，强调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等手段施加影响，但在实践做法上又奉行双重标准；而中国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热点问题。中美在许多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都与此密切相关。

就总体态势来说，中美在中东的竞争远小于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双方应增进共识和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在中东事务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局。这里仅从宏观上选择若干重点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1）对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进行准确定位，并争取美国的理解。从中国自身而言，尚缺乏能够对中东事务施加足够影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对该地区事务的介入尚处在涉足不深的初级阶段，对中东事务从过去总体超脱到目前的建设性介入，再到未来相对成熟的中国中东外交，将是一个十分艰难、漫长的历史过程。涉及到中东事务与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应该对中美双方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的巨大落差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多做解释工作降低美国和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尚不能发挥西方和地区国家所期待的重大作用。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加强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诸如强化公共外交能力、增强对中东社会的塑造能力、加强外交斡旋能力、提升智库能力和二轨道外交努力，都是中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只有逐步改变中美在中东事务上的能力不对称，才能使中国在中美中东事务的合作与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定位仍将是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谋求控制和主导作用，更不是挑战美国的中东霸权。但同时又要明确中国在参与中东事务的理念和政策独立性，彰显中国中东外交的特色。

（2）加强中国-美国-中东三边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建设，增强中国、美国、中东国家及地区组织的互动。中东地区主要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四类国家，由于中东国家之间矛盾复杂，除阿拉伯国家建立了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地区性组织外，尚没有整体性的地区合作组织，因此也不存在建立中国-美国-中东国家整体性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但选择重点地区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三边对话机制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阿盟虽为中东最大的地区组织，但受阿盟内部分裂和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约，围绕阿盟建立三边机制的条件尚不具备。由于海合会国家相对较为团结，地区合作机制相对成熟，目前最具可行性的是中国-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对话机制和平台建设，三方可围绕能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进行对话。另外中美与土耳其、以色列建立三边对话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三边对话机制和平台建设中，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首先从经贸、能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入手进行对话，待条件成熟后方可讨论地区安全等棘手问题。

（3）围绕中东问题，塑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舆论环境。在中东与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外交界、学界和舆论界，多存在零和博弈的功利化思维，其突出表现是多从中东动荡和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作用，看待中东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舆论界也多把中国中东外交决策与中美博弈相联系，乃至片面地从对抗美国的角度理解和诠释中国对联合国叙利亚决议的否决票。在中国外交不断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简单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简单、狭隘和片面的功利化思维，既无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无助于中美围绕中东事务建立互信。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外交实践还是舆论宣传方面，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国际责任的中国，的确需要在中东事务上有更加高远的战略立意和更加开放的战略胸怀，不断提升中国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