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撤离中东：事实还是虚构？
原文信息
【标题】A U.S. Pivot Away from the Middle East: Fact or Fiction?
【作者】乔恩·奥特曼（Jon B. Alterman）
【日期】May 23, 2023
【机构】美国国际与战略问题研究中心（CSIS）
【链接】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pivot-away-middle-east-fact-or-fiction
编译信息
【译者】编辑部
【期数】第265期
【日期】2023年6月11日
21年半之前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接到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的电话。当时身为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几周后，他得在350普京集团新网站的年度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谈论美国中东政策的现状和未来，而我几周后我将担任他的特别助理。他希望我帮助起草一份演讲稿，我照做了。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杰出的外交和公共服务领域生涯之后，伯恩斯成为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却没有什么变化，仍然在起草关于美国未来中东政策的演讲稿。
但是，当贾赫尚（Khalil E. Jahshan，巴勒斯坦裔美国政治分析师、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中心执行主任——编者注）邀请我参与今天的讨论，我突然想到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伯恩斯局长2001年秋天演讲的一个有趣结尾。虽然当时美国即将将重心转向中东的情况还不明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正撤离中东，以及如果美国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首先，在2001年10月，谁都没发现我们一直在忽视中东问题。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很多演讲稿，几乎所有稿子都由四部分组成：三个“I”，即以色列、伊拉克和伊朗，然后是会根据场合或时事而变更的第四要素。这三个“I”中的每一个都曾引发美国政府和总统极大关注，有时甚至会持续数周。尽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布置的兵力比现在少，但仍然是可观的，部队分散在整个地区，并在发生冲突时预置了物资。
我想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以及它对中东的关注，在所谓美国转向该地区之前，都被认为是持久和重要的，即使它在许多方面不比现在。我不确定该地区有多少人认为这还不够。
但是，“9·11”事件之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并不充分。美国所做的不仅仅是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增兵，在那里打仗。它还花了十多年时间深入参与反恐行动，有时得到了东道国政府的充分合作，有时没有。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将追求人权作为对该地区战略的关键要素，部署了“中东自由前沿战略”。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做出了稳定但略显谨慎的努力，以确保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整个地区传播更多民主化。
在美国，有人认为这一切是成功的。美国本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伤亡袭击，“基地”组织也已被摧毁，领导人被击毙。此次袭击背后的“萨拉菲圣战”意识形态正在消退。美国人更安全了。
然而，我审视了美国政府过去20年将重心转向该地区的记录，看到的是缺乏抱负的努力。除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从激进化到人权再到跨境紧张局势，很难举出一种在2001年存在但今天已经不再构成挑战的挑战。巴以冲突似乎远未解决，巴勒斯坦当局正被削弱。伊朗继续构成扩散威胁，其在整个地区的代理人继续威胁着美国的伙伴和利益。经过数十年通力合作，美国的信誉反而受到了打击。
在中东，伊拉克问题挥之不去。逾一百万美国士兵曾在伊拉克服役，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数万平民。到目前为止，货币成本总计超过一万亿美元，待所有福利都落实到伤员时，预计将接近三万亿美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被杀死，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超过4440名美国士兵失去了生命，超过32000人受伤。然而，美国十多年来的努力既没有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建立强大的经济，反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阿拉伯之春”的结果也很难让人感到安慰。在2011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在敦促各国政府为民间社会团体提供更多空间。“阿拉伯之春”前后，美国政府为当地的党派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提供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培训。但这些培训的参加者中，很少有人在摆脱威权主义的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美国的参与下，这些努力也出现了动摇。与此同时，数十万人被杀害，数千万人被迫离乡，由这些抗议活动引发的内战仍在持续发酵。很难想象该地区现在有哪个国家比2011年时更加民主。
我的论点并不是说美国一直是该地区的一股恶势力，利用其军事力量和胁迫性经济实力在中东地区推进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我看见过这种说法，但我拒绝这种说法。但我确实认为，在“后9·11”时代，美国在中东面临着紧急与迫切的挑战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往往被狂妄而非谦逊所引导。美国人推崇胆识和抱负，而“9·11”之后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两者。
在我看来，问题部分出在我们从错误的角度来处理该地区的问题。“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活动的一个前提是，中东人民对美国、美国政治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想在本国复制美国。因此，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焦点是试图激励中东人更像美国人。
但是，在“9·11”事件后的恐惧和愤怒中，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中东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愿望。对他们而言，美国不仅与实现这些抱负无关；有时，它实际上似乎在阻挠这些抱负的实现。
随着美国将重心转向中东，它向该地区投入了人力、资金和时间，但却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最积极的美国公务员、士兵和承包商的热情，与那些整个未来——以及他们子女的未来以及子女的子女的未来——都绑定在自己国家的人的热情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当地人必须承受自己行动的后果，而美国官员则轮流派驻，很少待在当地超过三年。对于那些在压迫下度过了几十年的人而言，三年不过是一眨眼，他们必然会考虑到几十年后的未来。
利用这一现实，即使是无能的威权政府也能将自己定位为反对外国势力过度扩张的人民的捍卫者。在危机时期，民族主义抬头，来自外国的解决方案只能是一种硬性推销。
此外，在此期间，许多美国政策的执行者都是地区新人。“9·11”事件使政府内部和外部的中东研究专家失去了信誉。在许多决策者看来，这些专家未能预测和预防“9·11”。突如其来的对美国政策执行者的大量需求意味着即时专家的激增。他们中有太多人对自己的所知过于自信，而对自己的无知认识不足。在“后9·11”的世界中，为了保证安全，许多美国政府雇员选择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和军事基地内。很少有人能够发展人际关系或获得很多背景信息。许多对当地人来说不言自明的东西（宗教和教派、部落和地区、更不用说历史和各种关联）对于在该地区工作的美国人来说却仿佛是密码。语言成了一个巨大的扭曲力场，为少数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东人赋予了超级权力。
但也有例外情况：出色的美国公务员要么一开始就有着深厚知识，要么则新获得了知识；有的当地合作伙伴为美国项目冒着生命危险，很多情况下甚至付出了生命；还有大量当地公民，他们只是低着头，努力度过每一天。不过，回过头来看，以为由于美国人的突然推动，中东就会效仿东欧模式，以“萨拉菲圣战主义”取代共产主义，这种信念简直是异想天开。
在你看来，这个故事要么令人沮丧，要么是悲惨的。对一些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看来，在“9·11”之后的几周，美国有了一个不同的愿景，我们今天最好要记住这一愿景。
这让我想到21年半之前时任助理国务卿伯恩斯的演讲：
“在我们不懈打击国际恐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同时，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自己注意该地区更广泛的冲突——只想在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温和且经常沉默的多数派与试图利用挫折与痛苦的好战少数派之间的冲突。这些极端的少数派提供了一个纯粹的破坏性议程；我们的挑战在于，与温和的多数派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繁荣和安全的积极愿景。”
伯恩斯接着概述了一项将沿着外交、经济、政治和安全四条主要战线推进的战略。他的第一个关注重点是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外交，最后一个重点是努力实现地区防扩散。
但对我来说，与演讲范围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口吻。伯恩斯在经济方面是这样说的：
“只要地区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其社会和政治就不可能健康。虽然我们不会提供一个单一模式，但我们有责任向我们的朋友倡导加强私营部门参与、实现经济多样化、稳步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年轻人必须从教育系统中获得适合市场的技能，而不仅仅是教育系统现在最适合教授的技能。”
关于政治，他是这么说的：
“在政治上，事实是地区的许多政治制度并未有效作为公民表达和解决不满情绪的机制。政治结构往往是为了使政权和执政精英免于变革，而不是为了引导变革。公众的声音总是被忽视，直到他们大声疾呼。虽然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影响力有限，当然还有我们自身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鼓励政治变革的微妙性，但我们也应该与我们的朋友一道努力，支持开辟政治参与途径，深化对法治、对个人权利和神圣性的尊重。每个社会都可以找到符合其自身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方式来改善公众参与和对基本自由的尊重。”
设想一下，如果伯恩斯演讲中提出的愿景是美国政府在“9·11”之后几年的组织原则。他指出，地区面临的挑战并不新鲜，但我们“必须……以一种持久、综合、坚定和创造性的方式参与其中”。他认为，“我们将寻求更好的理解，并表现出尊重和公平。我们绝不能忘记倾听。我们是积极的人民，积极的政府。……但要成为合作伙伴，我们也必须成为倾听者。在中东，我们无权垄断智慧，我一直认为，在行使美国权力和发挥美国领导作用的过程中，谦逊一点会大有帮助。”
对我来说，这21年半的时间凸显了伯恩斯当时做法的智慧。他承认美国的持久力量，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持久利益。这仍是正确的，不仅因为该地区的能源资源，而且因为其人口及其在全球贸易和安全中的作用。
他的做法认识到了与政府，与日益获得权力的民众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谦逊和倾听，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的伙伴心中有答案，而成功只能来自于彼此倾听。
同样根本的是，这是一项以耐心为前提的战略。它认识到，中东的许多挑战是经过多年演变而来的，也需要多年才能解决。事实上，其中许多挑战更有可能演变而不是解决，但展示伙伴关系并发挥有益作用，推动这些挑战取得更好的结果，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考虑到伯恩斯目前的职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两周前在华盛顿研究所的一次谈话中呼应了其中许多主题，这也许并不奇怪。贯穿谈话的两条最重要的线索是伙伴关系和威慑。与伯恩斯20年前的说法类似，沙利文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是现实和务实的，吸取了经验教训，避免了宏大的设计或不切实际的转型变革承诺。”但它也是雄心勃勃的，对美国和我们盟友随着时间推移能够共同取得的成就持乐观态度。它认识到，持久的进步往往来自一系列实际步骤，为该地区人民和美国人民实现更大的稳定、繁荣和机会奠定基础需要数月或数年时间，这是美国政策的最佳行动方针。”
美国的政策讨论常常演变成信息传递的讨论。面对资源不足、官僚惰性和制度约束，美国政府有时会选择用恰当的措辞来描述其意图，而不是制定有力的政策来促进其利益。长期以来，我担心我们过于依赖通过信息传递来向中东伙伴保证我们不会放弃他们。我确信，重新强调在中东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并使用我们的语言将我们的合作伙伴联系起来，将为美国和地区合作伙伴带来更好的结果。
21年前，有很多人建议我们应该进入中东。现在，同样是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建议我们应该赶快离开。据我判断，他们两次都错了。在转向中东之前，美国就已经深入参与了中东事务，而且未来将继续深度参与下去，不存在撤离。但现在，和过去一样，美国无法解决该地区的挑战。它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帮助改善这些问题。这不仅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更是必要的行为。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