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王国如何引导中国实现其科学技术夙愿
原文信息
【标题】How Saudi Arabia Bent China to Its Technoscientific Ambitions
【作者】Mohammed Alsudairi, Steven Jiawei Hai, Kameal Alahmad
【日期】August 1, 2023
【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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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信息
【译者】章远（350普京集团新网站）
【期数】第274期
【日期】2023年8月16日
引言
中国已成为全球大国。中国输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也在通过当地的参与者和机构来调整和吸收当地的传统形式、规范和实践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近年来蓬勃发展，这句话反复出现在中国政府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份官方政策文件或者声明中，包括《阿拉伯政策文件》（2016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2020年）和外交部《关于新时期中阿合作的报告》（2022年）。然而上述变化却引起西方官员和学者的关注和担忧，其背后是担心自身国家在中东的影响力降低，也许更重要的是，担心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球竞争的结果。美国官员在海湾国家发起的反华为运动就是由此引发的焦虑表现。美国方面的担忧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问题：
获取和采用中国技术是否会传播类似中国的网络主权概念这样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规范和标准，抑或从长远来看，阻碍西方市场的自由准入？
这些技术是否会损害国家数字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从而使中国既能够获取有关西方技术和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敏感信息，还可以将独特的中国理念强加给该地区？
这些技术科学借鉴过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专制主义，并有可能使这些国家脱离西方的安全轨道？
当中国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开发合作过程中，西方政界和学界用“债务陷阱外交”等问题质疑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本研究报告受既有研究“强调中国应因地制宜从而避免强加中国模式”观点的启发，也为了消除西方国家对中阿科技合作的疑虑，选取地区重要大国、中国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沙特阿拉伯王国（下文简称沙特）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立论基础是：沙特的科技发展首先反映了沙特国家追求科技自强的目标和战略。与总是用中美竞争视角探讨中国崛起的相关研究不同，本研究从沙特的国家意愿视角出发，去审视和理解沙特与中国合作的性质、范围、强度、速度和具体细节。
一、沙特科技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授予机器人公民身份的国家，到规划未来智能城市NEOM，沙特有目的地为自己披上领先于时代的美学外衣。一些观察家将沙特的系列举动和声明视为沙特为了塑造国家品牌用技术粉饰国家存在的问题，以转移外界对沙特人权记录的注意力。这些批判忽略了沙特实现国家愿望第一个重大核心，即获得财富和权力。
一些评论人将沙特的科技雄心归功于沙特2016年启动的“2030愿景”，甚至将其解释为对海湾邻国所奉行的“技术现代主义”的延迟效仿。但实际上，沙特为了实现科技发展野心起步要早得多。沙特成立沙特阿拉伯国家科技中心（1985年改名为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下文简称KACST），作为政府的超级智囊团和研究协调机构。
与中国科学院（CAS）类似，KACST由数量不断扩大的研究所、实验室和中心组成，并获得慷慨的资金支持。1985年至1990年，累计获得超过11亿美元的预算拨款。该机构为沙特提供了重要的国家服务，如对太阳能、核能和海水淡化等战略技术进行实验；制定科学研究的法律框架，如《专利法》；储存国家互联网数据。技术转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KACST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主要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
20世纪80年代，关键技术（或更准确地说，技术产品）的获取速度加快。因为追求现代电信方面的进步，沙特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泛阿拉伯媒体的重要参与者。1976年，沙特参与创建了阿拉伯卫星通信组织（Arabsat），这是一个政府间实体，目前运营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卫星舰队，为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提供广播和电视服务。沙特是该组织最大的股东（占36.6%），利雅得是组织总部所在地。
1985年6月，Arabsat的第二颗卫星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苏尔坦·本·萨勒曼王子作为有效载荷专家随同执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宇航员。苏尔坦亲王被任命为成立于2018年的沙特太空委员会的主席，直到2021年被解除职务。但这种象征意义依然强大，21世纪海湾地区新生的太空计划继续援引王子的星外旅行作为励志故事。
20世纪90年代沙特政府对纯粹获取科技的方式发生了态度变化。正如《第五个发展计划》报告所指出的，“沙特面临的最突出的科技问题是所使用的技术水平......与沙特能够自行改造或生产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
在冷战后石油价格持续低迷的时期，要想继续实现经济现代化，除了要应对原有的挑战外，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和复制技术的问题，更遑论从零开始开发技术。为此，沙特政府于2002年公布了一项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计划（NSTIP）。该计划由KACST签署，并与各政府机构（部委、机构和国家委员会）及私营部门协调实施，为在2025年之前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技术科学路线图。200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视为沙特融入全球经济最显著的标志。
NSTIP第一阶段（2008-2014年）的重点是培养沙特两类战略技术的创新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技术（如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和矿产开采）以及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优先发展的技术（包括遗传学、航空、机器人、纳米技术和太空）。其更具体的目标则致力于扩大现有研发的基础设施，促进目标技术的本地化和商业化。NSTIP第一阶段的拨款为20亿美元。
据估计，沙特研发人员的总体比例为23人/10万人，远低于较发达经济体500人/10万人的平均水平。为了解决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沙特政府2004‒2013年在教育领域投入了约3200亿美元。虽然其中近一半费用用于支付租金，但也有一部分用于发展教育部门的数量和质量。
2005年至2015年间，沙特的高校（公立和私立）数量翻了一番，从17所增至34所，其中许多高校还建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比如位于吉达北部，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重点的私立研究型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拥有2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来自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并配备了中东地区最先进的设施和超级计算机。自2009年成立以来，KAUST已迅速崛起为重要的地区科学中心。作为改革的一部分，沙特还招聘外籍教师、管理人员和研究员。以KAUST为例，三任校长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前任校长Shih Choon Fong、加州理工学院前任校长Jean-Lou Chameau和香港科技大学前任校长Tony Chan。人才的涌入对沙特的学术环境产生了国际化的影响，彻底改变了研究实践，并催生了新形式的地区和国际合作。
越来越多的接受海外教育的沙特人回到沙特的大学和实验室工作。这些人中许多都接受了2005年启动的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计划（2022年更名为“两圣寺护法计划”）的资助。
沙特所有的这些投资都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研发支出占沙特GDP的比例从2008年0.05%上升至2013年0.8%。尽管上述增长主要由公共部门推动，然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和沙特矿业公司（Ma’aden）等国有企业对研究的重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客观地说，沙特的国家研究能力有所提高，但研究成果与商业或工业应用之间的关系却很薄弱。沙特专利技术成功实现了在国外的商业化，却未能培养出能够从沙特的研究成果中获益的本地初创企业文化。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一再指出，沙特“在创新投入方面的表现好于创新产出”。从本质上讲，沙特仍然是技术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开发本地研究成果的商业和工业应用，大幅提高制成品中的“沙特制造”含量，以及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都已成为沙特“2030年远景”中推动技术科学发展的关键目标。
沙特政府一直急于突出其新的超级技术身份，并展示其在科技领域由国家主导的成就。同样，沙特也努力将自己描绘成国际技术科学领域的领导者，是能够制定标准和规范的国家。为此，沙特王国在利雅得成立了数字合作组织（DCO），以协调全球南方的数字和技术合作。沙特也没有疏忽扩大其在现有全球组织中的影响力。2020年，沙特获得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资格。2022年，KACST加入全球研究理事会。
二、中沙科技合作
1990年，沙特与中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在此之前，沙特在东亚的大部分国际科技合作都是与设在中国台湾的研究机构进行的。
1996年KACST与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8年更名为科学技术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到2000年代中期，随着沙特王国对亚洲的“东向政策”（siyasat al-istishraq）所产生的势头，两国加快了科技交流的步伐。
KACST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促成了一系列基因组测绘项目，并在利雅得建立了基因组研究联合中心。其他还有与中国的合作伙伴签订的有关核能发电（2013年）和太空探索（2014年）的协议。
在KACST取得这些进展的同时，能源巨头沙特阿美和石化巨头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也分别在北京（2015年）和上海（2013年）设立了研究和技术办事处，以巩固其在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地位。
2010年代中期，特别是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互访之后，中国与沙特之间正式的技术科学合作进入高峰期。是年，为加强双边关系而成立了高级别协调委员会，其中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加快和扩大双边技术交流。
沙特通信和技术信息部（MCIT）还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了一项协议，通过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DSRI）与沙特“2030愿景”对接，以促进在智能城市和智能能源网管理、光纤等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电子政务相关的技术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
伙伴关系框架为华为等公司提供了舞台。华为通过沙特电信公司、Mobily和Zain等运营商，在2010年代后期成为在沙特市场部署5G网络的主要参与者。华为还在为沙特公民提供数字培训和认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和沙特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一直围绕着沙特本土化的当务之急：技术共享、工业和研究能力建设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展开。在“2030愿景”的推动下，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活力反过来又促进了沙特的本土化趋势。例如，2016 年，KACST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就卫星制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以及为沙特“建立永久性空间站”等方面的合作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根据该协议，KACST能够与相关的中国同行一起生产和测试卫星制造的各种组件，包括“嫦娥四号”登月任务中使用的实验光学相机。
除太空相关技术之外，沙特航空航天科技公司还寻求与中国国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获得更先进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沙特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TAQNIA）的协助下，KACST已着手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建立CH-4侦察无人机的生产设施。根据协议，沙特与中国协议中的许多无人机设施将在沙特本土进行生产。
在思考如何本地化，以及应优先开展哪些类型合作的问题上，有三方面因素需要考虑：人力资源、资本和国家的作用。
1.人力资源问题：沙特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联系较少，导致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会使合作变得复杂。人力资源有限的问题不仅限制了研究合作的范围，而且还可能阻碍以独资或合资形式进入沙特的中国科技公司的运营。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沙特化”任务（即要求一定比例的员工为沙特籍）和人才稀缺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沙特政府的首要目标是降低沙特国民的失业率，但它也有一些办法来缓解这一问题，比如暂时（或延迟）豁免中国公司的“沙特化”要求等。
2.资本问题：沙特与中国之间在科技领域的资本流通仍然受到一定限制。多年来，双边投资稳步增长的大部分资本流动都集中在建筑和工业项目上。最近，沙特政府努力吸引和引导资金投入技术企业。资本来自沙特则沙特的技术本地化需求将得到优先考虑。
3.国家作用的问题：鉴于沙特国家不断扩张的雄心，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沙特的科技合作将以国家为主导，以技术本土化为中心。
三、启示与教训
半个世纪以来，沙特政府一直致力于在技术科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在“2030愿景”和相关的技术工业战略总体框架下，沙特与中国建立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技术科学关系。两国能够产生动态协同并不是因为中国试图通过技术软肋施加更大的影响，也不是因为沙特领导层在新的技术冷战中“一边倒”，而是因为沙特本国的技术科学和发展的需求。
中国已证明自己是技术在沙特本土化的可靠催化剂，因为即使是敏感技术，如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美国和沙特的其他传统合作伙伴有时也不愿与沙特分享。但正如人力资源联系和资本流动的局限性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与沙特的科技合作也确实存在薄弱环节：沙特精英（包括政治家、国家投资者和科学家）始终认为西方才是创新的标准，西方才是大多数即将出现的颠覆性尖端技术的真正源头。受此观点影响，中国被认为只是沙特国家主导下技术科学转型的一个参与者。
除中国外，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也广泛参与了沙特的科技转型进程。沙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样继续表现出与西方（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同行合作的强烈偏好，在沙特的国际合作中，与西方机构合作的比例累计达到61.2%。典型的例子是KACST的“技术领袖计划”。该计划旨在与世界各地的著名机构建立以培训为导向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但其合作伙伴中却没有一所中国大学或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的沙特本土化是个正在发生的独特的沙特故事。中国资本的动力不仅来自对利润的追求，还来自中国的政治和外交需要。沙特资本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润滑剂，并降低了中国为实现上述目标本需支出的成本。为此，在沙特的故事里，沙特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沙特国家的明确需求。沙特可以决定合作条件，同时也可以仿效中国的成功之路。
（本简报仅提供参考译文，以作交流之用，文中陈述和观点不代表编译者和编译机构的立场。如需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