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4日，中东所所长刘中民教授在《东方早报》发表评论文章《伊朗想要怎样的叙利亚》（见《东方早报》2013年3月4日第A15版），全文如下：

伊朗想要怎样的叙利亚

“直到下次选举，（巴沙尔·）阿萨德都是叙利亚的合法总统，任何个人都有竞选总统的自由，到那个时候之前，阿萨德都是总统。” 这是伊朗外长萨利希3月2日在会见到访的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公开发言。萨利希说，巴沙尔2014年将像其他人一样，参与总统选举。最终结果将由叙利亚人决定。

当前，叙利亚内战进一步加剧，美国也扬言已做好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准备，而伊朗自身因核问题所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在叙利亚局势突变可能性加大的背景下，能否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以及如何面对叙利亚可能出现的后巴沙尔时代，都是伊朗面临的沉重压力。

对叙利亚危机，萨利希说，“伊朗首先希望流血冲突停止，但叙利亚政府除了打击恐怖分子别无选择。”“我们不能要求叙利亚不采取行动，放任不管。” 对于美国，萨利希说，“某些国家推行双重标准，令叙利亚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加深。”

中东动荡两年多来，伊朗对于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对派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声援，而对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伊朗则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权。从本质而言，伊朗的政策差异主要出于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伊斯兰因素也构成了伊朗不同政策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伊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有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

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20世纪50-60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在1968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化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改善。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作为阿拉维派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一直遭到逊尼派的质疑，其原因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而很多逊尼派否认阿拉维派的穆斯林身份。1973年，与伊朗什叶派有密切关系的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发布教令，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德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此后，经由穆萨·萨德尔的联系，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是1978年霍梅尼遭伊拉克驱逐后，哈菲兹·阿萨德曾表示欢迎霍梅尼到叙利亚的重要原因。因此，什叶派因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系缓和伊始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共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而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同时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在1982年黎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疏远。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际，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其突出标志是双方于2004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定。

从本质上来说，伊叙战略同盟“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从双边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也无效仿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但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两国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但从教派关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从意识形态和教派因素的角度看，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其深层考虑主要有二。首先，利用“阿拉伯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其次，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中惟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沙特等国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因此，伊朗选择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既是维护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派的教派斗争需要。

从伊朗对外战略和中东战略的角度看，叙利亚是伊朗打造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中枢环节，在伊朗和美国的战略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使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罗马出席“叙利亚之友”国际大会时宣布，将首次直接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逾6000万美元的“非致命性”援助。

在伊朗打造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中，叙利亚无疑是中枢环节。有专家认为，进入21世纪后，伊叙战略同盟的功能转化为挫败巴以奥斯陆协议并支持哈马斯取代法塔赫，在伊拉克确立什叶派主导地位并扩展“什叶派新月地带”，维系叙撤军后的对黎巴嫩的控制，抗衡美国组建的反伊联盟。而美国则极力打造包括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以及其他逊尼派国家的亲美阵营。自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在沙特、摩洛哥、卡塔尔等国推动下，阿盟在数次通过谴责巴沙尔当局的决议后，最终“开除”叙成员国资格，导致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在联合国等国际框架内，阿拉伯国家积极配合美欧推动军事干预叙利亚。叙利亚作为美伊抗衡对峙的焦点，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与美国领导的逊尼派亲美国家的矛盾。

当前，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巴沙尔政权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依照某些美国人的构想，在叙利亚政权垮台后，下一个战略目标无疑是解决伊朗核问题，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从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来看，即使巴沙尔政权以某种方式垮台，叙利亚也很难按照西方设计的轨道发展，其最大的问题也是西方的困难就是叙利亚有可能陷入类似上世纪80年代黎巴嫩的长期内战。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叙利亚就会变成包括美伊在内各种内外力量角逐的烂摊子，而难以成为西方颠覆伊朗的桥头堡。

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面临的局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伊朗能否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到底，而在于西方能否掌控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局势。无论叙利亚走向黎巴嫩化还是伊拉克化，伊朗都还有巨大的回旋空间。指望巴沙尔政权垮台后迅速在伊朗产生多米诺效应，只能是天真的一厢情愿。

即使巴沙尔政权以某种方式垮台，叙利亚也很难按照西方设计的轨道发展，难以成为西方颠覆伊朗的桥头堡。 

来源：东方早报